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協調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是“四個全面”的最新表達。如何理解新征程上的“四個全面”？對此，我有幾點體會。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治國理政的長期戰略

眾所周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長期探索的基礎上，于黨的十八大以后明確提出的。2015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最為明確界定了“四個全面”概念。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納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八個明確”中屬于第三個明確之列，是“十四個堅持”中的重要內容。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明確提出來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只限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階段。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就“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各方面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階段，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一步。要從階段性與連續性的統一中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中國共產黨歷史使命的承前啟后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要繼續用足用好改革這個關鍵一招，推動更深層次改革，實行更高水平開放，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強大動力。中國法治現代化是一個艱巨的、復雜的和長期的過程，全面依法治國是治國理政的長期任務，需要持之以恒、堅持不懈的努力。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全面從嚴治黨要一以貫之。也就是說，“四個全面”的各個方面都是長期的任務，“四個全面”作為戰略布局更是長期的。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與時俱進的

與時俱進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品質。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也不斷調整戰略、方針、政策，“四個全面”也應這樣來看待。自從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存在著一個“四個全面”時限問題：“四個全面”要么作為一個階段性戰略，在階段性任務完成之后就完成其歷史使命；要么在完成階段性任務之后，其形式和內容實現更新并將長期存在。很顯然，我們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以貫之出發，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出發，將“四個全面”定位于長期性戰略，并對這一戰略在適當節點進行相應的調整。當我們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之后，當我們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之時，對“四個全面”的內容進行調整正當其時，也是合乎邏輯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四個全面”新表述，其中第一個全面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變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有關“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包括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等各個方面，這是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更高的目標要求。新的“四個全面”，不僅是表述上的調整，也是內容上的更新。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需要協調推進

“四個全面”作為戰略布局，不是四個方面的簡單疊加，而要努力做到“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協調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戰略目標，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居于引領地位。很顯然，作為目標的第一個“全面”變化了，其他幾個方面也要與之相協調。就全面深化改革而言，要著眼于解決我們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體制機制弊端。相比過去，新時代改革開放具有許多新的內涵和特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對的是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對改革頂層設計的要求更高，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強，相應地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任務更重。新時代謀劃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軸。就全面依法治國而言，著眼促進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法治化、制度化、規范化，是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新征程上要使得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會公平正義進一步彰顯。當前要實施好民法典和相關法律法規。就全面從嚴治黨而言，要著眼于鍛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堅強領導核心，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提供根本保證。新征程上，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更加突出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加強黨的建設，更加突出把政治建設擺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