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茲中國”，攸關固原

1986年5月23日，“寶雞詩會”召開。那個把詩人當作“詩神”的年代（當時確有本詩刊叫《詩神》，即《詩選刊》前身），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然后東西南北地閑諞，倒是諞得很開心。寶雞詩友懷白拿出筆記本讓我寫幾句感想，留作紀念。我也沒謙虛，順手寫了“寶雞沒有狐貍”幾個字。彼此心領神會哈哈一笑。

不是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嗎？我提議弟兄們聊聊“詩外”。于是，“寶地神雞”的話題就此展開了。說寧夏固原兩口子挖出件寶物，是上古時帝王喝酒用的，價值連城，背來背去背到寶雞當廢品賣了。又說此人姓陳，寶物是從寧夏原國民黨軍醫手中弄來的，放在家里棚樓上，后被人給偷偷賣了。陳氏氣惱萬分，一病不起，不久身亡。當然還說了許多不宜公開的話。

聊畢已是午夜時分，感覺疲憊困倦。我和陜西省文聯、作協領導楊韋昕、王燕同住一屋，天氣悶熱，便敞開門窗倒頭就睡。等一覺醒來，發現隨身衣物及行李不翼而飛了。楊、王迅疾彈身起床分頭追尋，果然從不遠處找回幾件被洗劫一空的衣物。他們看我不急不躁若有所思，問是不是被狐貍精迷糊了。我說沒有啊……

想想半夜三更一個黑影在眼前晃悠，難免心有余悸。其實我行李箱沒什么值錢的，就兩瓶“西鳳”一條“金絲猴”，詩友送的特產。倒是“詩外”傳言讓我耿耿于懷：固原人挖的寶物，咋在寶雞當廢品賣了？

這事兒還真是個事兒。多年來我一直將信將疑，總想搞個水落石出，便也陸續找到些線索。《文物》月刊1966年第一期刊載一組圖文報道，其中《寶雞市博物館新征集的饕餮紋銅尊》中有短文介紹：

1965年9月3日，在寶雞市龍泉巷金臺人民公社征集銅尊一件，是寶雞縣賈村塬公社賈村大隊第二小隊社員于1963年在崖上取土時發現的。根據形制判斷，應為西周初期器物。

1975年，國家文物局在北京故宮舉辦“全國新出土文物匯報展”，為隨后赴日、美等國文物精品展做準備。由寶雞市博物館選送的一件銅尊引起籌展專家馬承源（時為上海博物館保管部主任）注意，他一邊指導清理蝕銹，一邊仔細鑒賞：尊高38.8厘米，口徑28.8厘米，重14.6公斤；圓口方體，四道鏤空扉棱上下貫通，主題圖案為饕餮紋，獸角聳立兩眼暴突，血盆大口獠牙外露，蕉葉紋鳳鳥紋云雷紋點綴襯托，造型凝重雄奇神秘威嚴，極度夸張變形中透露著獰厲之美。作為商周時期一種盛酒禮器，銅尊本不算什么稀奇物件，但長得這么高且如此離奇古怪的還真是少見。

數年后，寶雞市博物館劉明科、高次若赴賈村塬進行調查，將銅尊的出土情況以及輾轉經過整理成一千五百字左右的《青銅何尊發現始末》一文，刊載于1988年3月18日的《中國文物報》上。這是專業報刊最早發表關于寶雞銅尊的“實地調查”報告，介紹了出土環境及變賣收藏情況，證實是賈村塬村民陳堆挖出來，被其胞兄陳湖賣掉的。除把陳氏兄弟排行搞錯外，文中對挖寶人的“輾轉經過”只字未提。結尾還意味深長地綴了一句：“何尊為什么會出在賈村塬的問題也在探討之中。”

說到這里我想讀者應該明白了，“饕餮紋銅尊”即“青銅何尊”，就是傳言與固原有關的寶物。那么究竟還有哪些諱莫如深的東西值得探究呢？何尊出土即將六十花甲之際，我通過詩友懷白找到當事人陳堆的二兒子陳志敏（1979年應征服役，復員后曾任賈村黨支部書記），聽他講述其背后的故事，還原歷史真相。

“何尊這個事出現后，每年不停地有人來采訪，寶雞的、西安的、北京的，各處的都有，把人都整煩了，但是寧夏人沒來過。”陳志敏說。

“何尊的發現者就是我父親陳堆，小名叫五學，1925年生人，原籍寶雞賈村。老弟兄五個，他本來排行老五，后來我四叔夭折了，父親就成老四，還有個姑。大伯叫陳選，二伯叫陳湖，三伯陳金出門去寧夏固原比較早，是40年代吧，給人家上鞋底（做鞋）呢。后來奶奶去世了，父親十五六歲沒人管，就想投奔我三伯，先到平涼當了幾年學徒，從平涼跑到固原。他一看我三伯干的不是啥光鮮活，情況不好，又托熟人把自己介紹到固原紅莊鹽泥溝上莊子一家中醫診所。東家姓李，是當地的大財東。父親醒事勤快喜歡鉆研，一開始抓藥打雜，慢慢自學成醫，便也開藥看病了。

“母親是地道的鹽泥溝人，叫張桂蘭，1936年生人。一來二往兩人熟悉了，1953年他們成的家，我哥我姐都是鹽泥溝生的。隨后父親從李家分出來單干了，正好遇上全國進行工商業改造，醫療衛生也開始公私合營，父親的診所被并入張易公社衛生院，由此他成了‘公家人’，母親就在街道亞麻廠打零工。”

這是陳家一段安穩且富有生機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長，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遭遇了一系列政治風雨和三年困難。張易人為維持生計，成群結伙外出討飯，遠近聞名。記得改革開放后，曾在那一帶工作過的某領導寫了首詩，活蹦亂跳地在我面前展示：“張易窮，窮張易……”我說這啥意思，他說就這意思，“張易乞丐”結束了！可想而知，陳家娃們多，基礎條件差，靠一己之力顯然難以為繼。陳堆兩口子一合計，決定回老家寶雞看看，哪怕找親戚朋友幫湊，總還有個活路。于是他們便開始在固原寶雞兩地之間來回奔波，挖寶的事兒就發生在這段時間。

陳志敏說：“我家后院有三米多高的土崖，下面是簡易廁所。一天下雨著呢，我父親小便去，無意中發現崖上有個啥忽閃忽閃的，就回來叫我母親搬個梯子扶著，他上去刨刨看，結果刨出來個不認識的東西，就放在家里裝些爛棉花。村里傳言我家挖出寶了，還說這東西一對一，應該有兩個而不是一個，就開始‘愚公移山’，村上集體挖個人也挖，一年之內把這地方挖平了。有人鬼鬼祟祟折騰半夜啥也沒挖到，很不爽，臨走還撒泡尿……

“終于熬到1963年糧食豐收。父親把鍋碗瓢盆收拾起來寄存到二伯陳湖家，一家人重返固原。1968年前后，上頭戰備疏散政策要求將部分城鎮居民遷往農村。也許有任務吧，組織上的意思是老陳好賴算領導，希望帶個頭，安排他到當地農村去，就是鹽泥溝。可父親考慮老家還撇著幾間舊屋，總得有個住處，便申請回了寶雞。這一回去才發現存放在二伯家的東西被賣完了。本來生活緊張，加之二伯嗜煙成癮，就自作主張把挖出的‘寶’背到廢品收購站換得二十八元錢，稀里糊涂消費了。不久，博物館的佟太放溜達進去，見廢品堆撂著個怪東西，便看上眼了。

“開始很多媒體記者和上面來人考察了解情況，聽說何尊是陳湖賣給收購站的，就都找我二伯和他兒子陳天德。他們想說又說不清楚搞不明白，可能也有些其他想法。有一回碰上我二伯的孫子陳濤，陳濤說你們去找我四爺家，這東西是我四爺陳堆挖的。我四爺不在了，我四婆還在呢，她知道底細。從這以后來的人才找到我家。那時候我還在當兵，我哥我姐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年齡小，念書呢。

“寶物沒了蹤影，莫名其妙又冒出來一筆貸款。唉，真是沒辦法，一大家人要吃要喝，日子還得過。思來想去父親又干起老本行，在賈村當赤腳醫生。他的拿手絕活是治療不孕不育癥，周邊方圓很有些名氣。慢慢都知道陳醫生會看病，不曉得他與挖寶有啥關系了。”

提起如煙往事，陳志敏感慨父親這輩子不容易，從寶雞到固原來回顛簸，有過機遇夢想，也有過苦痛磨難，把人生的寶貴年華都折騰在路上了。父親離世時虛歲五十七，他感到兩件事不圓滿：一是自己公家人身份，二是挖出來的寶物。所謂公家人，就是指原張易公社衛生院公私合營的檔案失蹤了，本人身份不能認定。

其實要說老陳的遺留問題，也算解決了一大半。當時有個政策，子女年齡達到十二歲或有初中學歷的，符合一項就可以按知青對待。原固原縣給陳堆大女兒和大兒子辦理了知青證，因此他們的工作得到安置：大女兒被分配到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蘭宜（蘭州至宜川）公路西海固段指揮部，大兒子被分配到中石油西北分公司。陳堆最后一次向固原告別，望著從縣城發往張易紅莊的“老解放”緩緩向西而去，他背過身子擦一把臉，終于長出了口氣……

我對陳志敏半開玩笑：“一不小心何尊被留在了寶雞，但固原也沒虧待誰啊！有你們的一半，也有我們的一半！”

陳志敏講一口寶雞固原話：“母親走到哪里都說她是固原人。我們姊妹五個都是在固原出生的，我長到快十歲才回到寶雞。兩個舅媽姨媽還在張易紅莊生活，幾個孫子都是大學生，常聯系發視頻。現在政策好，小康生活，和寶雞農村差不多。固原是我們永遠的故鄉，忘不了！”2002年7月固原撤地設市，固原縣更名為原州區。隨后張易、紅莊兩鄉合并，改置張易鎮。

何尊至尊，尊在銘文。銘文記載，作器者為宗室子弟“何”，故此器物被命名為“何尊”。銘文中“宅茲中國”，是目前所知“中國”一詞的最早出處。即居于此地（指成周洛邑）作為政治軍事控制中心，便于統治天下的意思。“中國”相對于“四方”而言，是早期“中央之國”的一個概念。夏商周三代至秦漢大一統，有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非一蹴而就。“夏商周斷代工程”確定，“周成王五年”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038年，這個時期業已形成較為穩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區域性政體——國家。“受天之祜，四方來賀”（《詩經·大雅·下武》），也說明“成康之治”時期中央王朝的統治力輻射四方，諸侯納貢朝賀已成風尚。

“中國”一詞首次見之于世，作為它的載體何尊便一躍飆升為鎮國之寶。1982年我國發行了首套文物特種紀念郵票，何尊居其一，排名后母戊鼎、四羊方尊之前。2002年1月，何尊被國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2015年，寶雞青銅器博物館舉行“紀念國寶何尊發現50周年”活動，特邀張桂蘭老人做嘉賓，并給她頒發了榮譽館員證書。陳志敏回憶：“參加活動是我陪老母親去的。他們把何尊從庫房里搬出來，對我母親說別人看復制品都不能摸，今天你不但可以看還可以摸一摸。寶物是你老兩口挖出來的，要讓你親眼看看真東西。最后吃飯時，寶雞文物局局長說，好不容易才把國寶真正發現者找見了，要給我母親做個等比例的何尊仿制品做紀念。我母親過世前，還念叨要回固原呢，說讓娘家人都見見她挖的國寶……”